仕秦之客在秦廷境遇分析

网络出版时间：2017-02-28 14:11 秦国在国家建设的诸多领域都出现了重用客的现象，秦自设相之后仅有樗里疾为秦本国人。孝公之后绝大多数主政大臣都是客，统兵大将也多为宾客出身，像修筑水渠这类关乎农业经济命脉的职位都可以委托为别国人——水工郑国，秦国对客的重用可见一斑。秦廷广泛重用客的同时必然压缩了宗亲贵戚对政治资源的占有，自然引起他们的怨恨。而同僚之间也会为君主的宠信争斗不断。 一、客的含义 对于一个诸侯国来说，来自于异国之人都可以称之为客。对于秦国来说，一切非秦出身的人来到秦国，就称之为客。战国养客之风大兴，当时最为著名的是有“四君子”之称的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和楚国春申君。他们是王室贵胄，富甲一方，有强大的实力供养门客。信陵君“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1]2 889。信陵君礼下谦让，养客3 000多人，这些门客的素质良莠不齐。孟尝君收养的门客当中也有鸡鸣狗盗之辈。 秦国用客，最早见于穆公时。对大臣由余，穆公“以客礼礼之”[1]246。百里奚和蹇叔都是秦穆公从他国请来执掌国政的。孝公《求贤令》说：“宾客群臣有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1]256这说明此时的秦国早已有了客的存在。另外，云梦秦简里面也出现了关于客的记载：“邦客与主人斗。”[2]189在《商君书》中也言明：“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3]119只要有了600家的封邑，就可以收纳客了。在秦国能达到这一标准的，最低一级爵位是左庶长。左庶长仅为二十等爵的第十级，也就是说从第十级开始，比左庶长爵位高的人就可以“受客”，这样，有权“受客”的范围就很大了。来秦的客很多出身于士，怀揣着建功立业和获取高官厚禄的梦想来到秦国，希望能够一展雄才。“士除少数追求某种理想外，多数人则企求步入仕途。”[4] 二、为秦所用，风光一时 秦国用客为大臣较为大胆，这些人中有统领国政的相，也有统领大军的将。他们或因君主宠信，或因累功升迁而位极人臣。据黄留珠统计：“自惠文王十年至始皇时期先后共有22人担任秦相。就这些人的籍贯来看，其中15人(占68%)明确不是秦国人，另有6人虽然籍贯不明，但从种种迹象判断，似乎也不是秦人，而籍贯明确属秦者仅1人而已。”[5]43这个人就是樗里疾，他不仅是秦本国人，还是秦宗室之人。位高权重的秦相仅有1位出身本国，可见秦国历代国君对客的重用程度。宋人洪迈也曾经这样断语：“(秦)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6]23“诸人之力”说的就是来自于诸国人才的共同努力。当然，更多的是强调客的作用。 秦用客为大臣，基本有两种形式：因国君赏识而直接授以国政；累功升迁。 (一)因国君赏识而直接授以国政 秦穆公任用百里奚为大夫，仅仅是“语三日，穆公大说，授之国政”[1]238。而蹇叔被任命为上大夫较之百里奚更为简单。百里奚在被穆公任用后，讲述了蹇叔的才智，之后就被“穆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1]238。由余是流落戎地的晋人，作为戎使出使秦国，因为一番谈话而被穆公赏识，穆公用离间计使他不得不来投秦，而且刚来就被问以军国大事，“秦穆公迎而拜之为上卿，问其兵势与其地形”[7]72。 以这类形式受到秦君重用的人，最为典型的是商鞅。商鞅本是魏国丞相公叔痤府内的中庶子，在公叔痤死后便失去了依靠。恰逢秦孝公深感诸侯卑秦而颁布《求贤令》，商鞅便辗转来到秦国。又因与孝公3次面谈，陈述强国大计而受到孝公赏识，“公与语，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1]2 708。最后“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1]2 710。商鞅成功劝说孝公变法，一跃成为掌握实权的左庶长。春秋时期，秦国的左庶长不仅是爵位，更是能治理国政和统兵作战的实权官职。孝公分解了左庶长上大夫甘龙的行政权，给予商鞅全部实权，足见对商鞅的尊崇。后来商鞅又因变法有功而升为大良造。穆公时的上大夫、孝公时的左庶长和大良造都是掌握实权的官爵。“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1]2 712此时的商鞅不仅在国内主持变法，还以大良造的身份统兵在外。可见，大良造也是上马能打仗，下马能治国的权兼将相的官爵。 (二)累功升迁 这一形式的任用较为系统化和制度化。自商鞅之后，客在秦受到任用大都采取这种形式。著名的秦相如张仪、穰侯、范睢、蔡泽和李斯等，都是在秦国立下功劳之后逐步升迁为秦相的。 张仪是魏国人，在仕秦之初仅被秦惠王任命为客卿。客卿只是一种无实权的荣誉官职，是秦国为招徕六国人才而特设的职位。后张仪与公子华一道讨伐魏国，攻取魏国蒲阳，后又劝说魏王事秦而逐渐获得惠王宠信，累功升迁为秦相。范睢也是客卿出身，蛰伏1年之后上书言事，正中昭王心意。因帮助昭王废宣太后，逐穰侯、高陵君、华阳君和泾阳君于关外，使昭王夺回王权而被昭王任为相，并封为应侯。李斯在初入秦时，仅为秦相吕不韦的舍人，后因谏阻秦王嬴政逐客才为秦王所重用，任为廷尉，位居九卿。后来在秦王嬴政统一大业中出谋划策，升为丞相。 这类形式的任用，依据的是客对秦国的功劳，而不再是君主的一时喜好。对于国家来说，完全任凭君主喜好而任命大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种累功升迁的任用方法，以军功或政治功劳为基础，有利于激发仕秦之客建功立业的雄心，使得秦廷上下斗志昂扬，至灭亡都没有出现萎靡不振的朝局。 三、国君质疑，仕途危局 一朝天子一朝臣，先君欣赏的大臣，后继君主就不一定赏识了。先君在位之时，宠臣的执政方针和办事方法或许符合朝廷实际，君主驾鹤西归之后，时代变化，老臣的执政理念多已过时，若迂腐不化，作为先君宠臣的结局可想而知。 张仪在惠王朝时，由客卿累功升迁至秦相，惠王“与谋伐诸侯”[1]2 773，多次派遣张仪代表秦国周旋于列国。张仪挟秦国之军威，直言宣称“大王不听臣，秦下甲士而东伐，虽欲事秦，不可得矣”[1]2 779。张仪在六国诸侯那里是何等的嚣张！正如孟子所言，“一怒而诸侯惧”。因为秦惠文王欣赏张仪的连横策略，认为该策略能够帮助秦国东出函谷，掠夺城池。所以，他纵容张仪在列国间穿梭，为秦国谋利。当惠王过世之后，笃信武力的武王即位。当时的秦国在列国间已成最强盛的国家，再加上武王生性好勇，力能扛鼎，总认为取天下靠的是无坚不摧的大秦将士，对张仪的连横不屑一顾。而张仪的连横策略在公孙衍的破坏下也收效甚微，群臣纷纷落井下石。在这样的情况下，张仪害怕武王会像惠王处置商鞅那样处置自己，便用计逃至魏，到魏国做丞相去了。 昭王时的穰侯和应侯也是如此。穰侯魏冉是宣太后之弟。昭王即位之初，“以冉为将军，卫咸阳”[1]2 821。魏冉为保昭王无虞，消灭了以惠文后为首的诸公子叛乱，稳定了朝局。昭王因为年幼，其母宣太后便执掌秦廷，宣太后“以魏冉为政”[1]2 822，让魏冉三度为秦相，并封为穰侯，和高陵君、华阳君和泾阳君合称“四贵”，掌控秦的全部实权，“穰侯之富，富于王室”[1]2 825，这引起已经成年的昭王的不满。穰侯为了扩大封邑，不顾秦国实际而计划夺取赵国的刚和寿两地，昭王十分不悦。已在秦客居1年有余的范睢趁机上书，愿意帮昭王谋划夺回权力，昭王以迅雷之势废了宣太后的干政之权，免除穰侯的相国之位，逐“四贵”于关外。范睢自此深得昭王信任，因功升为秦相，封为应侯。应侯为报当初郑安平和王稽之恩，向昭王举荐郑安平为将军，王稽为太守。不料两人能力有限，郑安平降赵，王稽通敌。郑安平降赵之时，昭王尚宠信范睢，枉顾秦法中被举荐人犯法举荐人同罪的规定，不准群臣议论。而到了王稽通敌之时，昭王因白起之死而怨恨范睢，“秦王大怒，而欲兼诛睢”[8]147。“昭王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9]207张禄是范睢的化名。 秦王嬴政时的文信侯吕不韦也是因为国君的质疑和猜忌而死。吕不韦本卫国人，以奇货可居的战略家眼光助子楚回国即位，又亲自统兵灭了东周，把周朝象征天下的九鼎迁到咸阳。子楚为表谢意，将其封为秦相，赐爵文信侯，赏洛阳十万户食邑。子楚立3年而亡，其子嬴政即位，以“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1]3 046。官职由丞相升为更加尊贵的相国，家中奴仆增至万人，吕不韦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待秦王嬴政成人之时，权臣吕不韦和太后宠信的宦官嫪毐权倾朝野，“秦国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虽至于闾门之下，庙廊之下，尤之如是也”[8]661。这是专横跋扈的秦王所无法容忍的。于是以嫪毐谋反和吕不韦举荐不当为由，免去吕不韦相国之位，将其逐回封地养老。后又恐其与六国诸侯联系会威胁到秦国，便又下诏责问：“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1]3 049一纸诏书把吕不韦赶到了蜀地。吕不韦自助子楚即位至被罢免相国，为秦国鞠躬尽瘁13年，一朝为君王所弃，只落得自杀的下场！ 被秦王嬴政所重用的另一个秦相李斯，和吕不韦有同样的境遇。李斯初到秦时，被当时的相国吕不韦看中，任为舍人。后因一封《谏逐客书》而被秦王赏识，先封廷尉，位居九卿，后升丞相，位极人臣。“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1]3 092极盛时的李斯和秦王结成儿女亲家，百官长为给李斯祝寿，门前车骑达到千数，和当年的穰侯与吕不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自然引起了二世皇帝的不满，后因赵高陷害被秦二世下狱治罪并“夷三族”[1]3 107。 四、亲贵仇视，横加阻拦 王室宗亲因为出身高贵而占有大量社会资源，可以不付出辛劳便坐享权力与财富。秦国虽较早废除了世卿世禄，但还存在亲贵干预朝政的情况。客的到来，抢夺了本属于他们的部分政治和经济资源，这是亲贵们不愿意看到的，自然想尽办法阻挠秦君对“客”的任用。 秦国亲贵与“客”的斗争，最激烈的是商鞅同以甘龙和杜絷为首的世家贵族的斗争。变法之初，为缓解世家贵族的抵触心理，孝公特意安排了一次辩论，希望能在辩论中取得他们的理解。然而，以甘龙和杜絷为首的世家贵族依然主张“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1]2 709，这次辩论并没有取得世家贵族的支持。渴望富国强兵的孝公也没有退缩，强硬地支持商鞅在秦国的两次变法。变法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废除“世卿世禄制”，以军功授爵，这引起了世家贵族的强烈反抗。他们唆使储君违犯商鞅新法，妄图以此阻挠新法的执行。有孝公支持的商鞅以惩罚太子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的手段强硬粉碎了世家贵族的阴谋，但也因此得罪了太子，即后来的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即位后，被商鞅惩治过的世家贵族纷纷诋毁商鞅，宣扬“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轻者自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8]66，诬告商鞅谋反，年轻的惠文王最终以谋反罪车裂商鞅。 昭王时，应侯范睢与穰侯之间的较量是亲贵与客的又一次交锋。穰侯三度任职秦相，权倾朝野富于王室，对他国之人极为厌恶。当王稽把范睢带到秦国边境时，穰侯竟然派人搜查王稽车辆，范睢洞察穰侯心理，金蝉脱壳成功进入秦国。然而，深受穰侯影响的昭王也对客严加防范，范睢“待命岁余”[1]291，直到穰侯为自己扩大封地而伐赵时，范睢才瞅准时机上书言穰侯专权，从而真正为昭王所重用。 李斯也曾面临被秦王驱逐的危险。深受秦兵之苦的韩王为迟滞秦国攻韩的步伐，派遣水工郑国入秦以图耗尽秦国国力。“疲秦”之计为秦廷识破后，宗亲贵戚纷纷上书力主驱逐郑国。郑国辩解：“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1]1 698鉴于切实的利益，秦廷并未真正逐客。而当嫪毐被诛，吕不韦免相之后，秦王嬴政开始驱逐六国宾客，出身楚国的李斯自然也在被逐之列。李斯以一篇《谏逐客书》，历数秦用“客”强大的事例，痛陈逐客的危害，最终获得秦王嬴政的欣赏，于是以李斯为廷尉，位列九卿之尊。 五、同僚排挤，相煎何急 高官尊爵的诱惑使入秦之人越来越多。然而官爵名额毕竟有限，同僚之间互相倾轧的情况屡见不鲜。 (一)张仪诽谤陈轸 张仪和陈轸都是惠王时的宠臣，张仪是魏国人，陈轸是齐国人。陈轸曾以口舌之力为齐国击退楚国大军，张仪为得秦王宠信多次诽谤陈轸，陈轸以昔日伍子胥忠于君主而列国都愿将其收归己有、曾参孝而诸人都愿有这样的儿子为喻，反问秦王：“今轸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轸为忠乎？忠且见弃，轸不之楚何归乎？”[1]2 794以此消除了惠王的疑虑。然而最终惠王以张仪为相，陈轸为避免张仪的进一步陷害而逃到楚国。 (二)李斯陷害韩非 李斯与韩非同为荀子的学生，但在利益面前，同窗之谊便不堪一击了。 韩非是韩国王室公子，善于治学，学成之后研究法家学说。秦王政在研读韩非大作《孤愤》和《五蠹》之后对其大为欣赏，不惜以重兵围韩，迫使韩王派遣韩非入秦，准备授其高官为己所用，却引起李斯嫉妒，力图阻挠韩非任职于秦。恰逢韩非为保韩国而向秦王政上书《存韩论》，这与秦王政一统天下的鸿鹄之志背道而驰，引起了秦王不满。李斯趁机言于秦王：“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1]2 621作为同窗，李斯不仅不为韩非求情，反而劝秦王“诛之”，真可谓利欲熏心，最终韩非被毒死于狱中。 仕秦之客入秦，或为施展平生所学，或为建功立业，或为谋取高官厚禄，目的各异，但期望受到秦廷重用之心是一致的。他们的才学常常被君主欣赏而受到重用，风光无限。可一旦伯乐西归，君主崩逝，等待他们的可能是后继之君的质疑，生死难料。秦名相张仪、甘茂、魏冉、薛文、范睢、吕不韦和李斯等人都曾是秦君重用之人，一旦为君王所弃，便被罢官夺职，张仪奔魏，薛文归齐，甘茂奔齐，魏冉出关，算是得以善终。而吕不韦和李斯则是身死人手，下场悲惨。不仅如此，宗亲贵戚的仇恨和同僚的排挤也常常使人措手不及。即便政治斗争如此残酷，但仍然有络绎不绝的六国士子奔秦，因为秦国有能够让他们展示才学和实现目标的机会！ 网络出版时间：2017-02-28 14:11 秦国在国家建设的诸多领域都出现了重用客的现象，秦自设相之后仅有樗里疾为秦本国人。孝公之后绝大多数主政大臣都是客，统兵大将也多为宾客出身，像修筑水渠这类关乎农业经济命脉的职位都可以委托为别国人——水工郑国，秦国对客的重用可见一斑。秦廷广泛重用客的同时必然压缩了宗亲贵戚对政治资源的占有，自然引起他们的怨恨。而同僚之间也会为君主的宠信争斗不断。 一、客的含义 对于一个诸侯国来说，来自于异国之人都可以称之为客。对于秦国来说，一切非秦出身的人来到秦国，就称之为客。战国养客之风大兴，当时最为著名的是有“四君子”之称的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和楚国春申君。他们是王室贵胄，富甲一方，有强大的实力供养门客。信陵君“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1]2 889。信陵君礼下谦让，养客3 000多人，这些门客的素质良莠不齐。孟尝君收养的门客当中也有鸡鸣狗盗之辈。 秦国用客，最早见于穆公时。对大臣由余，穆公“以客礼礼之”[1]246。百里奚和蹇叔都是秦穆公从他国请来执掌国政的。孝公《求贤令》说：“宾客群臣有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1]256这说明此时的秦国早已有了客的存在。另外，云梦秦简里面也出现了关于客的记载：“邦客与主人斗。”[2]189在《商君书》中也言明：“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3]119只要有了600家的封邑，就可以收纳客了。在秦国能达到这一标准的，最低一级爵位是左庶长。左庶长仅为二十等爵的第十级，也就是说从第十级开始，比左庶长爵位高的人就可以“受客”，这样，有权“受客”的范围就很大了。来秦的客很多出身于士，怀揣着建功立业和获取高官厚禄的梦想来到秦国，希望能够一展雄才。“士除少数追求某种理想外，多数人则企求步入仕途。”[4] 二、为秦所用，风光一时 秦国用客为大臣较为大胆，这些人中有统领国政的相，也有统领大军的将。他们或因君主宠信，或因累功升迁而位极人臣。据黄留珠统计：“自惠文王十年至始皇时期先后共有22人担任秦相。就这些人的籍贯来看，其中15人(占68%)明确不是秦国人，另有6人虽然籍贯不明，但从种种迹象判断，似乎也不是秦人，而籍贯明确属秦者仅1人而已。”[5]43这个人就是樗里疾，他不仅是秦本国人，还是秦宗室之人。位高权重的秦相仅有1位出身本国，可见秦国历代国君对客的重用程度。宋人洪迈也曾经这样断语：“(秦)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6]23“诸人之力”说的就是来自于诸国人才的共同努力。当然，更多的是强调客的作用。 秦用客为大臣，基本有两种形式：因国君赏识而直接授以国政；累功升迁。 (一)因国君赏识而直接授以国政 秦穆公任用百里奚为大夫，仅仅是“语三日，穆公大说，授之国政”[1]238。而蹇叔被任命为上大夫较之百里奚更为简单。百里奚在被穆公任用后，讲述了蹇叔的才智，之后就被“穆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1]238。由余是流落戎地的晋人，作为戎使出使秦国，因为一番谈话而被穆公赏识，穆公用离间计使他不得不来投秦，而且刚来就被问以军国大事，“秦穆公迎而拜之为上卿，问其兵势与其地形”[7]72。 以这类形式受到秦君重用的人，最为典型的是商鞅。商鞅本是魏国丞相公叔痤府内的中庶子，在公叔痤死后便失去了依靠。恰逢秦孝公深感诸侯卑秦而颁布《求贤令》，商鞅便辗转来到秦国。又因与孝公3次面谈，陈述强国大计而受到孝公赏识，“公与语，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1]2 708。最后“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1]2 710。商鞅成功劝说孝公变法，一跃成为掌握实权的左庶长。春秋时期，秦国的左庶长不仅是爵位，更是能治理国政和统兵作战的实权官职。孝公分解了左庶长上大夫甘龙的行政权，给予商鞅全部实权，足见对商鞅的尊崇。后来商鞅又因变法有功而升为大良造。穆公时的上大夫、孝公时的左庶长和大良造都是掌握实权的官爵。“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1]2 712此时的商鞅不仅在国内主持变法，还以大良造的身份统兵在外。可见，大良造也是上马能打仗，下马能治国的权兼将相的官爵。 (二)累功升迁 这一形式的任用较为系统化和制度化。自商鞅之后，客在秦受到任用大都采取这种形式。著名的秦相如张仪、穰侯、范睢、蔡泽和李斯等，都是在秦国立下功劳之后逐步升迁为秦相的。 张仪是魏国人，在仕秦之初仅被秦惠王任命为客卿。客卿只是一种无实权的荣誉官职，是秦国为招徕六国人才而特设的职位。后张仪与公子华一道讨伐魏国，攻取魏国蒲阳，后又劝说魏王事秦而逐渐获得惠王宠信，累功升迁为秦相。范睢也是客卿出身，蛰伏1年之后上书言事，正中昭王心意。因帮助昭王废宣太后，逐穰侯、高陵君、华阳君和泾阳君于关外，使昭王夺回王权而被昭王任为相，并封为应侯。李斯在初入秦时，仅为秦相吕不韦的舍人，后因谏阻秦王嬴政逐客才为秦王所重用，任为廷尉，位居九卿。后来在秦王嬴政统一大业中出谋划策，升为丞相。 这类形式的任用，依据的是客对秦国的功劳，而不再是君主的一时喜好。对于国家来说，完全任凭君主喜好而任命大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种累功升迁的任用方法，以军功或政治功劳为基础，有利于激发仕秦之客建功立业的雄心，使得秦廷上下斗志昂扬，至灭亡都没有出现萎靡不振的朝局。 三、国君质疑，仕途危局 一朝天子一朝臣，先君欣赏的大臣，后继君主就不一定赏识了。先君在位之时，宠臣的执政方针和办事方法或许符合朝廷实际，君主驾鹤西归之后，时代变化，老臣的执政理念多已过时，若迂腐不化，作为先君宠臣的结局可想而知。 张仪在惠王朝时，由客卿累功升迁至秦相，惠王“与谋伐诸侯”[1]2 773，多次派遣张仪代表秦国周旋于列国。张仪挟秦国之军威，直言宣称“大王不听臣，秦下甲士而东伐，虽欲事秦，不可得矣”[1]2 779。张仪在六国诸侯那里是何等的嚣张！正如孟子所言，“一怒而诸侯惧”。因为秦惠文王欣赏张仪的连横策略，认为该策略能够帮助秦国东出函谷，掠夺城池。所以，他纵容张仪在列国间穿梭，为秦国谋利。当惠王过世之后，笃信武力的武王即位。当时的秦国在列国间已成最强盛的国家，再加上武王生性好勇，力能扛鼎，总认为取天下靠的是无坚不摧的大秦将士，对张仪的连横不屑一顾。而张仪的连横策略在公孙衍的破坏下也收效甚微，群臣纷纷落井下石。在这样的情况下，张仪害怕武王会像惠王处置商鞅那样处置自己，便用计逃至魏，到魏国做丞相去了。 昭王时的穰侯和应侯也是如此。穰侯魏冉是宣太后之弟。昭王即位之初，“以冉为将军，卫咸阳”[1]2 821。魏冉为保昭王无虞，消灭了以惠文后为首的诸公子叛乱，稳定了朝局。昭王因为年幼，其母宣太后便执掌秦廷，宣太后“以魏冉为政”[1]2 822，让魏冉三度为秦相，并封为穰侯，和高陵君、华阳君和泾阳君合称“四贵”，掌控秦的全部实权，“穰侯之富，富于王室”[1]2 825，这引起已经成年的昭王的不满。穰侯为了扩大封邑，不顾秦国实际而计划夺取赵国的刚和寿两地，昭王十分不悦。已在秦客居1年有余的范睢趁机上书，愿意帮昭王谋划夺回权力，昭王以迅雷之势废了宣太后的干政之权，免除穰侯的相国之位，逐“四贵”于关外。范睢自此深得昭王信任，因功升为秦相，封为应侯。应侯为报当初郑安平和王稽之恩，向昭王举荐郑安平为将军，王稽为太守。不料两人能力有限，郑安平降赵，王稽通敌。郑安平降赵之时，昭王尚宠信范睢，枉顾秦法中被举荐人犯法举荐人同罪的规定，不准群臣议论。而到了王稽通敌之时，昭王因白起之死而怨恨范睢，“秦王大怒，而欲兼诛睢”[8]147。“昭王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9]207张禄是范睢的化名。 秦王嬴政时的文信侯吕不韦也是因为国君的质疑和猜忌而死。吕不韦本卫国人，以奇货可居的战略家眼光助子楚回国即位，又亲自统兵灭了东周，把周朝象征天下的九鼎迁到咸阳。子楚为表谢意，将其封为秦相，赐爵文信侯，赏洛阳十万户食邑。子楚立3年而亡，其子嬴政即位，以“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1]3 046。官职由丞相升为更加尊贵的相国，家中奴仆增至万人，吕不韦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待秦王嬴政成人之时，权臣吕不韦和太后宠信的宦官嫪毐权倾朝野，“秦国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虽至于闾门之下，庙廊之下，尤之如是也”[8]661。这是专横跋扈的秦王所无法容忍的。于是以嫪毐谋反和吕不韦举荐不当为由，免去吕不韦相国之位，将其逐回封地养老。后又恐其与六国诸侯联系会威胁到秦国，便又下诏责问：“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1]3 049一纸诏书把吕不韦赶到了蜀地。吕不韦自助子楚即位至被罢免相国，为秦国鞠躬尽瘁13年，一朝为君王所弃，只落得自杀的下场！ 被秦王嬴政所重用的另一个秦相李斯，和吕不韦有同样的境遇。李斯初到秦时，被当时的相国吕不韦看中，任为舍人。后因一封《谏逐客书》而被秦王赏识，先封廷尉，位居九卿，后升丞相，位极人臣。“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1]3 092极盛时的李斯和秦王结成儿女亲家，百官长为给李斯祝寿，门前车骑达到千数，和当年的穰侯与吕不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自然引起了二世皇帝的不满，后因赵高陷害被秦二世下狱治罪并“夷三族”[1]3 107。 四、亲贵仇视，横加阻拦 王室宗亲因为出身高贵而占有大量社会资源，可以不付出辛劳便坐享权力与财富。秦国虽较早废除了世卿世禄，但还存在亲贵干预朝政的情况。客的到来，抢夺了本属于他们的部分政治和经济资源，这是亲贵们不愿意看到的，自然想尽办法阻挠秦君对“客”的任用。 秦国亲贵与“客”的斗争，最激烈的是商鞅同以甘龙和杜絷为首的世家贵族的斗争。变法之初，为缓解世家贵族的抵触心理，孝公特意安排了一次辩论，希望能在辩论中取得他们的理解。然而，以甘龙和杜絷为首的世家贵族依然主张“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1]2 709，这次辩论并没有取得世家贵族的支持。渴望富国强兵的孝公也没有退缩，强硬地支持商鞅在秦国的两次变法。变法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废除“世卿世禄制”，以军功授爵，这引起了世家贵族的强烈反抗。他们唆使储君违犯商鞅新法，妄图以此阻挠新法的执行。有孝公支持的商鞅以惩罚太子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的手段强硬粉碎了世家贵族的阴谋，但也因此得罪了太子，即后来的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即位后，被商鞅惩治过的世家贵族纷纷诋毁商鞅，宣扬“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轻者自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8]66，诬告商鞅谋反，年轻的惠文王最终以谋反罪车裂商鞅。 昭王时，应侯范睢与穰侯之间的较量是亲贵与客的又一次交锋。穰侯三度任职秦相，权倾朝野富于王室，对他国之人极为厌恶。当王稽把范睢带到秦国边境时，穰侯竟然派人搜查王稽车辆，范睢洞察穰侯心理，金蝉脱壳成功进入秦国。然而，深受穰侯影响的昭王也对客严加防范，范睢“待命岁余”[1]291，直到穰侯为自己扩大封地而伐赵时，范睢才瞅准时机上书言穰侯专权，从而真正为昭王所重用。 李斯也曾面临被秦王驱逐的危险。深受秦兵之苦的韩王为迟滞秦国攻韩的步伐，派遣水工郑国入秦以图耗尽秦国国力。“疲秦”之计为秦廷识破后，宗亲贵戚纷纷上书力主驱逐郑国。郑国辩解：“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1]1 698鉴于切实的利益，秦廷并未真正逐客。而当嫪毐被诛，吕不韦免相之后，秦王嬴政开始驱逐六国宾客，出身楚国的李斯自然也在被逐之列。李斯以一篇《谏逐客书》，历数秦用“客”强大的事例，痛陈逐客的危害，最终获得秦王嬴政的欣赏，于是以李斯为廷尉，位列九卿之尊。 五、同僚排挤，相煎何急 高官尊爵的诱惑使入秦之人越来越多。然而官爵名额毕竟有限，同僚之间互相倾轧的情况屡见不鲜。 (一)张仪诽谤陈轸 张仪和陈轸都是惠王时的宠臣，张仪是魏国人，陈轸是齐国人。陈轸曾以口舌之力为齐国击退楚国大军，张仪为得秦王宠信多次诽谤陈轸，陈轸以昔日伍子胥忠于君主而列国都愿将其收归己有、曾参孝而诸人都愿有这样的儿子为喻，反问秦王：“今轸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轸为忠乎？忠且见弃，轸不之楚何归乎？”[1]2 794以此消除了惠王的疑虑。然而最终惠王以张仪为相，陈轸为避免张仪的进一步陷害而逃到楚国。 (二)李斯陷害韩非 李斯与韩非同为荀子的学生，但在利益面前，同窗之谊便不堪一击了。 韩非是韩国王室公子，善于治学，学成之后研究法家学说。秦王政在研读韩非大作《孤愤》和《五蠹》之后对其大为欣赏，不惜以重兵围韩，迫使韩王派遣韩非入秦，准备授其高官为己所用，却引起李斯嫉妒，力图阻挠韩非任职于秦。恰逢韩非为保韩国而向秦王政上书《存韩论》，这与秦王政一统天下的鸿鹄之志背道而驰，引起了秦王不满。李斯趁机言于秦王：“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1]2 621作为同窗，李斯不仅不为韩非求情，反而劝秦王“诛之”，真可谓利欲熏心，最终韩非被毒死于狱中。 仕秦之客入秦，或为施展平生所学，或为建功立业，或为谋取高官厚禄，目的各异，但期望受到秦廷重用之心是一致的。他们的才学常常被君主欣赏而受到重用，风光无限。可一旦伯乐西归，君主崩逝，等待他们的可能是后继之君的质疑，生死难料。秦名相张仪、甘茂、魏冉、薛文、范睢、吕不韦和李斯等人都曾是秦君重用之人，一旦为君王所弃，便被罢官夺职，张仪奔魏，薛文归齐，甘茂奔齐，魏冉出关，算是得以善终。而吕不韦和李斯则是身死人手，下场悲惨。不仅如此，宗亲贵戚的仇恨和同僚的排挤也常常使人措手不及。即便政治斗争如此残酷，但仍然有络绎不绝的六国士子奔秦，因为秦国有能够让他们展示才学和实现目标的机会！

文章来源：《缔客世界 》 网址: http://www.dksjzz.cn/qikandaodu/2021/0707/1434.html